北京人认得出家乡的野花吗?

文/刘华杰

我只见过年高一两面,却很愿意推荐她的这本书。

这部美丽、轻松的作品,主要描写北京植物,少量描写北京鸟类。它适合有趣味的人阅读。这部书让我想起诗人李元胜《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中的句子:“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它们一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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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博物反映文化软实力

年高的这本书还让我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北京与伦敦都是一国的首都,相比若何?

伦敦有伦敦自然博物馆,北京有北京自然博物馆。性质相仿,但差别巨大。伦敦有皇家邱园(1759年建)和切尔西药用植物园(1673 年建),北京有北京植物园(1956 年建)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园(1983 年建)。伦敦人大多叫得出自己家乡植物的名称,北京人却不行。伦敦作家笔下的英国植物通常具体并且实指,而北京作家很少具体描写植物。

两座大城市比什么不好,为何偏偏比这些?因为我喜欢用非主流视角看问题。我去英国时很在意伦敦人早晨吃什么,伦敦市场中有哪些蔬菜,伦敦人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不限于伦敦了,在云南、西藏、吉林、北京、檀香山、越南也一样。关注这些,涉及古老的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涉及普通人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以及普通人愿意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诗歌、小说中描述的植物很具体,其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描写植物也挺具体的。两国都有非常古老的博物学文化传统。英国的博物学在近代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加速发展了。经过维多利亚时代 的辉煌或者浪漫(Philip Henry Gosse 在 19 世纪撰写过 The Romance of Natural History,一百多年后 Lynn L. Merrill 撰写了 The Romance of Victorian Natural History),英国成了全球博物学最为发达的国度。最近我主持的博物学文化丛书中翻译出版了一本《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年),这部书从社会史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英国人为何钟情于博物。而我国的这一传统在近现代衰落了,博物之学在近现代中国显得无用且无聊,作为科普之一都受到科学家的鄙视(其实,将博物视为科普,博物已经屈尊了。博物的用意非科普所能触及)。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英、法、美、日、德等国学校的课表上虽然都不单独列出某某博物课,不会专门传授“肤浅而无用”的博物知识,但是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上博物氛围依然很浓,原来的传统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得以加强。可以笼统地讲,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上,博物学文化均很发达,博物学出版物琳琅满目,博物NGO(非政府组织)在环境监测和生态保护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之一就表现在百姓博物的程度上!

怎么能这样比较呢?国与国的比较不是比军事和经济实力吗?没错。那是摆在台面上的显式硬指标,而博物文化的传习程度是一种隐形的软指标,体现的是文化软实力。哪类指标重要呢?都重要,但隐形指标更应引起有识之士关注,因为普通人很少关注和统计这类内容。中国无疑已是世界大国、第二大经济体,是博士学位颁发数量最多、消耗世界一半以上水泥煤炭钢铁木材的国度,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容易,但不宜太自满,要头脑清晰,知道“穷人乍富”的弱点在哪。年高的这本书并不直接讨论这类宏观主题,我仔细翻过初稿,真的没有提到国与国、城与城的实力对比。但是,并不能说两者没有关联。

年高不是科学家,具体讲不是植物学家或鸟类学家,她也不在科普、科学传播部门就职,她压根不吃科学这碗饭。植物、鸟、山野等只是她的业余所爱。年高这样的年轻人在中国在北京有多少?不多,近些年稍多起来。年高在书中讲,她看了自然笔记小组成员空错(据我所知其职业是编辑)拍摄的一组关于菊科植物款冬的照片,就迷恋上了北京(作者的第二故乡)的野花。在东北、在河南看到款冬不算什么,但在北京能目睹款冬则相当不容易(昌平白羊沟的几近灭绝、延庆啤酒溪的也面临危险)。她一发不可收拾,看植物、画植物、分享植物,样样做得很棒,如今她已是京城小有名气的自然爱好者,她对北京的山川、动植物有扎实的田野观察和不同程度的认知。值得一提的是,整个过程融入了深情,目的“虚而不实”,并非为了养家糊口或发大财,这与某些职能部门和专家做相关事情有重要区别。

在北京,年高这样的人为何还不够多?原因不少,我猜想其中的一条是传统教育令人生目标单一化,许多人不会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北京的户外活动者也不算很少,但多数人在外面并不观察大自然,也不欣赏大自然。比如各式“暴走族”只在乎行走、锻炼,并不睁眼看岩石、草木。不是说这些人天性上不爱大自然、根本就不能鉴赏大自然,说到底主要还是引导的问题。假如大量北京市民了解自己祖先的日常生活方式,知道古老的博物学文化传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博物理念,在步入小康社会之时,他们是有可能成为年高这样有情趣的人的。年高能认出几百上千种植物,普通人学习一下也可以认识几十种。重要的是转变观念,同时科学家要为百姓了解自己的乡土提供必要的帮助,比如编写大量界面友好的自然手册。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朝阳群众”既可以当业余“警察”“神探”,也可以“研究自己的乡土”(这也是 1955 年中国引进的一本书的名字)。

不过,有一个方面恐怕要靠天赋,正如读者翻开本书的瞬间就能感受到的,年高很会画博物画。绘画人人可以练习,但画好就不容易了。我很早就发现,年高的画有伊迪丝·霍尔登《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博物画的范儿。年高画过极普通的荠、桑、山桃、鸭跖草、凤仙花、紫薇、桔梗、翠雀、玉簪、早开堇菜、紫花地丁、裂叶堇菜、美人梅、黄刺玫、美蔷薇、兔儿伞、紫藤、二月兰、野西瓜苗、华北蓝盆花、马蔺、榆树、白头翁、蒲公英、点地梅、地黄、花荵,也画过北京比较有特色的小药八旦子、有斑百合、山丹、款冬、箭报春、

双黄花堇菜、甘肃山楂、辽吉侧金盏花、槭叶铁线莲、长瓣铁线莲、东北茶藨子等。年高观察仔细,绘画中植物特征得以准确反映。根据她的画,就能鉴定植物的属甚至种。如今是数码时代,不管什么人,拿手机随便点击也可以碰巧拍出不错的植物照片,但是想画出不错的

植物画来却不简单,那需要许多技巧和大量时间。照片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但仍然不能取代绘画。今年在深圳举行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植物艺术画展依然吸引了与会学者和广大市民的关注。除了细节真实性、植物特征反映方面的差别,照片与绘画两者的“味道”很不同。照片真实却冷冰、缺乏余味,而绘画夸张却温暖、滋味十足。再过十年百年,植物画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北京植物志》该升级了!

年高在书中写道:“我第一次参加自然探索活动就是为了寻找小药八旦子,可惜我们那次所走的大觉寺后山并没有。小药八旦子属于罂粟科紫堇属植物,广布于华北地区 , 向西直到甘肃都能见到它的踪影。但是在北京,它曾经一度和槭叶铁线莲、款冬、侧金盏花一样,属于神级一样的植物。它的模式标本采自北京,因此也叫北京元胡,在《北京植物志》上曾被误当成全叶延胡索,所以很多人都找不到这种传说中的植物。直到人们发现西山分布着不少小药八旦子,它的神秘面纱才被揭掉。”

很多年前我也经历过相似的困惑。在北京怀柔和延庆,早春时节我们多次见到一种紫堇属植物,花蓝色或者蓝紫色、白色,一片一片的,但翻《北京植物志》怎么也查不到,最接近的要算其中列出的全叶延胡索(Corydalis repens)了。其实北京常见的这种紫堇属植物应当是小药八旦子,其学名Corydalis caudata 是 Christiaan Hendrik Persoon(1761—1836)1806 年订正 Lamarck 的命名而得到的新名,沿用至今。由于未能及时更新,相当多仅仅使用《北京植物志》的爱好者就会“受蒙蔽”。

另外,《北京植物志》漏收了许多重要的本土植物,如华北驼绒藜、沙棘、睡菜、辽吉侧金盏花等。

《北京植物志》在中国范围内,说来成书较早(1963年),1993年出版了修订版,但错误依然很多。即便如此,现在想从图书馆找一份干净的1993年版《北京植物志》来复印也十分困难,因为被反复使用,绝大部分已经破损。我曾在多种场合呼吁过尽早修订《北京植物 志》,但没有效果。《中国植物志》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依然部分沿袭了原有的错误,也引入了新的错误。2010年1月《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32卷增刊发表张纲民、汪远、刘晓的文章《〈北京植物志〉学名订正》,列举了《北京植物志》中存在的大量命名错误、瑕疵。涉及命名法规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使职业分类学家有时也会被绕进去,普通植物爱好者更是难免犯错。

北京号称要建设成国际大都市,要建设“绿色北京、人文北京、科技北京”,及时修订《北京植物志》应当是落实相关口号的必要行动之一。可以想象得到,除教学科研外,城市建设的许多部门都要用到本土植物志,如农业、城市规划、园林、环保等部门,又如建筑、农林企业等。只出版供专家阅读的标准植物志还不够,同时应推出界面友好的彩色图志。读者看彩图识植物相对容易得多,彩印成本也降得很低。以北京的科技、经济、文化实力,做这件事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偏偏做不成,原因何在呢?

我作为局外人大胆猜想一下,无非修订《北京植物志》费时费力、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创新度”不够高,专家们没有动力做这件事。直白点说,他们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

及时更新志书,是极为重要的事情,许多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但是现在仍然缺乏足够的推动力。公民博物实践所施加的“外在压力”是否能起点作用,逼迫有关部门立项呢?说到底,国家、百姓为何要持续资助科学呢?科技是否一定要追求狭义的创新?纳税人的直接需求是否要适当加以考虑?

博物君子在乎长时段权衡

看花、观鸟,不比城市里建楼、战场上打仗、股市中圈钱,既无力量,也不够实惠,总让有志之士觉得浪费大好时光,古人云“玩物丧志”。其实,这是一类相当片面、有危害的观念。现代社会的许多顽疾不是不作为造成的,而是一些人太有志、太有作为造成的,是片面追求控制力(操制他人改造大自然)造成的。

最近读到科学史家刘钝先生介绍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之《历史学宣言》的文章及关于大历史观的讨论,觉得非常值得注意。刘钝引述了《历史学宣言》中一段话:“我们子孙后代能够称之为家园的地方何在?你找不到一个长期的公共机构来回答,根本没有人试图回应上述重大的时代变迁。相反,我们生活中每一层面的筹划、管理、评判以及支出,都是以几个月至多几年为时段操作的,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机会摆脱这种短期基准的制度架构。没有人会提出长时段的问题,因为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做毫无价值。”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政客们筹划问题的时限只是下一次的参选”。

引述的这段话中观点稍负面了一点。实际情况是,不是“根本没有人”关心大尺度问题,而是关注的人太少、影响有限。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力与科技力在社会合力的合成中扮演最主要角色。我相信,像年高这样有博物趣味的人如果渗透到政界和科技界,情况也许就会有所不同。看花、观鸟表征并影响着一个人的心态,最终也塑造一个人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博物君子多了,对世界和人心的折腾也许会少些、轻些,天人系统也就有可能保持演化论所讲的一定的适应性。梭罗、利奥波德等博物学家不是不能折腾,而是深思熟虑后认为穷折腾是不理性、不聪明的表现,于己不划算,于他人于大自然没好处。抱瓮老人曰:“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退一步讲,博物并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但因“玩物”而“丧失斗志”、减少不断战天斗地的冲动,对他人的折腾、对大自然的破坏也就可能变得弱些!

北京周口店史前的“北京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是认识周围的植物的,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这一点。但它们还是灭绝了,现代的北京人与那时的“北京人”没有直接关系。“北京人”的灭绝不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周围的大自然而导致的,但现在和未来的北京人生存处于窘境,很可能与大家不关注周围的花草有关!

本来是在推介一部图文并茂、轻松的博物好书,我却扯上了不着边际的事情,该打。向年高学习,记录自己与大自然的对话。祝大家好心情,赏花快乐。

最后,我们一起读叶芝《柳园遐思》(Down by Sally Garden)中的句子:

She bid me take love easy,
As the leaves grow on the tree.
She bid me take life easy,
As the grass grows on the weirs.
她嘱我爱得自在,
如叶片萌发枝头。
她嘱我活得轻松,
如青草滋生堤岸。

2017 年 7 月 15 日于吉林通化

7 月 18 日于北京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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