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京文友会演讲实录
丁文江著
任小玫译注 曾俊伟审校
编者按：众所周知，我国地质科学的开拓者和近代野外考察的先驱丁文江先生（1887-1936）,以挚诚景仰和深刻研究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而著称。惜他英年早逝，一生当中研读《徐霞客游记》凡15年，整理《徐霞客游记》历时4年。对徐霞客不遗余力的研究与宣扬，构成他生涯和事业中颇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客居北京的一些外国学术界人士在五四运动后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潮流影响下，曾组织过一个著名的“文友会”，定期举行学术演讲等活动，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参与其中。根据这一历史线索，译者收集到了当年丁文江在一次“文友会”上有关徐霞客的演讲英文稿。[1]从这份材料可以看出，丁文江真可谓徐霞客的真正的知音！他立足于近代科学原理，以实地考察的印证为根据，对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作了准确而中肯的评价，从而确立了徐霞客及其《游记》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应有地位，对徐霞客研究多有筚路蓝缕之功。有鉴于此，值此丁文江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刊转发全文，谨表纪念。
当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出于考古目的去突厥斯坦探险时，他经常对中国朋友们提起，他自己有一个崇拜的偶像，那就是著名的旅行家玄奘大法师；并且，他还将自己探险的成就归结于唐玄奘法师的护祐。[2] 而当我本人在1911年与1914年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考察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一个崇拜偶像。他的名字叫徐弘祖，通常被称为徐霞客，他的著作也是以徐霞客这个名字命名的。至于我崇拜的偶像是一位伟人还是一位圣贤，在座的列位，您们今晚将有机会作出自己的评判。不过，无论如何我都可以宣称，在崇拜偶像的选择上，我比斯坦因爵士更有优势，因为徐霞客是1586出生的，只比我早了300来年，而他的出生地是长江三角洲的江阴地区——离我的家乡还不到50里的距离。因此，在时间与空间上，我都要比斯坦因爵士距离自己的偶像更近。可想而知，我与徐霞客也存在着更加密切的精神纽带。顺便提一句，尽管斯坦因由于炫耀自己崇拜玄装法师而负有盛名，但我却相信，偶像崇拜者与被崇拜的偶像之间是不需要有任何关系的。
我们知道，徐霞客出生于1586年，卒于1641年，时年55岁。他所生活的晚明那半个多世纪，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划时代的时期之一。为了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请各位允许我首先对中国历史长河中徐霞客生前的几个历史朝代进行简短的回顾：
简言之，唐朝从公元7世纪到9世纪统治中国时，艺术与想象艺术繁荣发展；但是整体来说，在政治与行政管理方面却显得效率很低，毫无改观。当时的社会不乏宗教热情，时代风尚非常自由潇洒，勿需严格遵守刻板的清规戒律。在中国历史上，当时的生活恐怕比任何其他时代都要自由放任。随之而来的则是内战与叛乱。
当宋朝终于在公元960年将整个国家重新统一在同一个政府统治下时，由于对前朝时代精神的强烈反叛，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名为“理学”的风尚。从字面上看，“理学”就是研究哲学，而实际上，它是在呼吁“回到蒙昧（时代）”。理学家们对一切有关真实事物的知识，都视为无益、无知。他们认为，借助佛教的禅思才是通向启蒙的唯一途径。这是一种杂乱无章的繁琐哲学，没有信仰的宗教。“理学”派的最大成就是，将孔夫子的学说教条化，并进而使之确立为国教。由于实行科举制度，文学已堕落为内容空虚的八股文形式，聪明睿智悉被抹杀。这一发展，起先是逐步渐进的；而蒙古外族的入侵与征服，无疑大大地为其推波助澜。它们不仅毁掉典籍，而且还禁止读书。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期，这股力量以压倒一切的势头统治着中国。
中国接近17世纪初期时[即徐霞客在世的时代——译者注]，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文化生活感到不满，向往一个更加真实的、成效卓著的精神世界。另外，他们对长期以来旷日持久的宦官专权感到厌恶，对满族一再的入侵感到忧惧。政治上的不满，激发了才智的动力。原来处于沉睡状态的探索精神，再度流行于世。这一伟大的动向，也许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3]。它发轫于对经典古籍的批判，进而引进了西方的科学与哲学。
徐霞客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难怪我们发现他很早就鄙视科举、弃绝仕途，潜心研习历史地理。对于地理学科，他更是专心一意以不懈的激情投入。徐氏家族显然非常殷实，徐霞客因而能够获得他想要研读的任何书籍。徐霞客享有很高的文学声望，他的朋友当中有不少负有盛名的文人学士，其中包括当时的著名诗人陈眉公。他最好的朋友是福建的学者、政治家、后来在抵抗满族入侵中英勇就义的黄道周。[4]
徐霞客留存下来的诗篇为数不多。他的诗作格律严谨，措辞优雅，但缺乏自由发挥的风格，这是那一时代诗歌的通病。他婚后育有几个子女。总之，他是一个家境富裕、很有教养的文人绅士，享受着富裕家庭给他带来的诸多优越条件，体验着情投意合的朋友之谊，尽情地消磨悠闲时光。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少有人愿意放弃舒适的家庭生活而去追寻那种艰难困苦的事业。但是，由于徐霞客孜孜不倦的求知欲与好奇心，热爱山水的强烈情结，叫他不能在家中平静地呆下去。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召唤，决意要前往探索一番。他的母亲非常开明，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她只是坚持说“行必有方”——在出发前必须告诉她要去哪里，计划有变时也必须告诉她方能进行，以便作好必要的防范措施。
在得到母亲的恩准后，他开始了长期的、年复一年的旅行。
1607年，还不到21岁时，徐霞客去了太湖，并爬遍了那里的山。两年后，他寻访了泰山与孔子故居。1613年，他去了南海的普陀山，然后又返回大陆登上了天台山与雁宕山。1616年，他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白岳与黄山之间闲游。在早期的旅途中，徐霞客便显示了他不同寻常的坚强毅力。当时他是在深冬时节去到那里的，还遭遇到了暴风雪。他非但没有感到扫兴，反而兴致勃勃地欣赏雪景。数年之后，他又重游了这几座山。他去过四次福建：第一次是1616年，去的是福建西北著名的武夷山；第二次是1620年，去的是福建西南部兴化府的九鲤湖，观赏了附近的瀑布；另外两次去的则是漳州，他有位叔叔在那里作官[5] 。1623年，他的游程更加漫长。他经陆路用了19天的时间抵达河南郑州，然后又在嵩山游览了五天。由于在这之前他曾到过泰山，所以这是徐霞客游览五岳的第二座山。接着经由伊阕（俗名龙门）去到陕西，登上了太华山，这是徐霞客游览五岳的第三座山。然后从东边的一个关隘往南下山，最后抵达丹江。他并未顺流而下，而是在均州稍作停留，参访了著名的道教圣地太和山（又名武当山）。他兴致盎然地观察到，嵩山从山脚到山顶几乎都是光秃秃的，太华山则只在半腰之上的区域有树，而整个武当山却覆盖着茂密的树林。[6] 究其原因，他部分归结于各个寺庙对周围环境的不同举措，部分归结于山坡与土壤的不同本性，这都是正确的。
不久后他母亲就去世了，这使他有了更多自由旅游的机会。但是在西南万里遐征之前，他再次北上，1633年相继去了山西北部的五台山与恒山（这是五岳当中他游历的第三和第四座山）。在遍览了五岳中的四座山以及华中、华东南地区的大部分名山之后，他开始了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最漫长的一次旅行。这次旅游花费的时间几近四年之久，他历尽艰辛，有了重要的发现，但最后也耗尽了他自己的精力与生命。
让我们逐步循着他自己拟定的行程看看：他起先的计划是自云南赴西藏，再经四川返回。从湖南、贵州入云南是当时通常的走法，但他并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而是有意选取了迂回的路线，以便亲临考察长江水域与西江水域之间的各分水岭。公元1636年，农历九月十九日那天，时年51岁的徐霞客与一仆一僧为伴出发了。那位僧伴静闻和尚用自己的指血抄写了一部经书——这是当时常见的表示虔诚的方式——并希望将这部经书供奉在大理府附近的鸡足山上。他们沿着钱塘江而上，到了江西，直达赣南的龙虎山，再继续往南到了福建的边境。他们沿着江西境内纵向的山谷曲折向西，一直抵达永新地区。随后，徐霞客并没乘船南下前往湖南，他离开游伴单独一人向北前行，在农历新年除夕到了武功山，这是华南地区连绵不绝的、海拔超过4000英尺的山脉之一。[7] 在东边与游伴汇合后，他们又穿过茶陵与攸县境内的山脉，慢慢到达了衡山，终于爬上了五岳当中的被称为南岳的山峰。因此，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登临五岳的幸运儿之一。在湖南南部，他再次独自一人迂回旅行，探访了九嶷山，然后与游伴汇合，前往广西。他在广西的旅程长达3000多里，考察了西江的五大支流。他接着前往西南，到了北部湾边境附近，试图进入云南西南部。[8] 但由于安南的袭击，他只得折返了回来，改变行程，取道南宁往北走，以便由南丹与独山抵达贵阳。这是一条即便是现在也很不为人所知的道路。那时他除了仆人之外别无其他同伴，因为静闻和尚已在1637年秋病逝于南宁。徐霞客当时不在南宁，而当他返回时，获悉静闻的遗愿是要求将他自己随同经书安放在鸡足山之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朋友临终前的请求，因此把静闻的骸骨带在身边走了360天，历经千辛万苦，方才将骨骸以得体的仪式安葬在了鸡足山上。为人忠诚的优良品质，无疑是与热切探索真理、对大自然无限热爱的性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在贵州逗留的时间很短，不久之后就按通常的路径去到云南。他全面考察了滇东各地：从霑益州与曲靖府，他顺着河流的方向来到了临安府与石屏州，经过广西府又回到了曲靖府、师宗与罗平。1638年的秋天，他抵达了云南府。短暂停留之后，他为了探访金沙江而去了武定与元谋，然后又通过金沙江去了大姚和姚安。1639年春，徐霞客在丽江时是准备前往西藏的，纳西族的首领对他很友好，并警告他说，他们本族实际正与藏人处于交战状态。[9] 于是，他折转向南经大理府，渡过澜沧江而到了永昌和腾越，以便从此处进入缅甸境内。这一企图也以失败告终，但他得以向西考察怒江，向西南考察澜沧江下游的云州。同年秋天，他返回鸡足山，有记可考的游迹就此戛然而止了。为他作传记的一些人说他实际是去了西藏，因脚伤，只得回到鸡足山呆了三个月，养伤的同时撰写了《鸡足山志》。志书完稿后他就生病了，于是便乘坐轿子——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很少坐轿——花了150天时间才返回故里。由于为徐霞客作传的作者们一致认为他是在1640年的夏天抵达家中的，数月之后就去世了，因此我不大认同徐霞客可能去过西藏的说法。
这个简单的提纲式叙述，恐怕很难让你了解他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以及他必须具备的勇气与坚忍不拔的精神。出发的时候，他是资釜充足的，但是由于在湘江遇盗他便一无所有，勉强死里逃生而没被淹殁。由于有衡州桂王的庇护，他得以继续前行。他在贵州两次被劫，抵达云南时身无分文。他有幸遇到了当地的文人唐泰。唐泰知道徐霞客的大名，竭尽所能接济了他。在永昌的一次艰难的攀登中，他丢了钱袋，于是只好忍饥挨饿许多天，靠变卖外罩才勉强生活下来。徐霞客在旅途中，经常浑身湿透，食不果腹，栖息畜圈，生活十分艰苦。他偶尔也会有马骑，但绝大多数时间是步行，有时还需背负上自己的行囊。那位仆人在徐霞客第二次造访鸡足山时终于弃他而逃了。虽然发现得很及时，和尚们建议派人去追赶，但是徐霞客以其特有的平静心态拒绝了，并说，强迫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愿是无用的，尽管这次他的东西又被自己的仆人偷得精光。然而这件事却对他震动很大，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何自己的仆人同他一起度过三年时光之后，在离家万里之遥的陌生异乡，居然忍心抛弃主人而潜逃。我在这里要为他的仆人辩解一句：应该说他的仆人对地理发现不感兴趣，也欣赏不了优美的风景，而饥饿就是促使他叛逆的无情敌人。
有人也许会发问了：在当时大多数像徐霞客这个年纪的人，都会考虑自己如何安享清福，或盘算怎么引退的问题，但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徐霞客情愿离弃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舒适家庭，而去到中国西南地区的不毛之地备尝艰辛呢？这样伟大的旅行家，以往的历史上也没几个。例如，张骞曾在公元前后（即基督教开始的年代）通过中亚细亚前往波斯。另外还有玄奘——奥里尔·斯坦因爵士的崇拜偶像。但是，张骞是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域的，他的所作所为属于官方行为，他是打着大汉的名号，为大汉王朝效劳。至于玄奘，首先的身份是僧侣，其次才是旅行家，他对佛教信仰充满了激情。我的崇拜偶像徐霞客则既不是向皇上也不向上天献媚求荣。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尽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经书也颇为知晓，但他并未以行脚僧朝拜者的身份出行。对大自然景色的热爱，无疑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但是，江阴近省就有很多他没去过的幽美景致，他为什么要选择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度过余生呢？为他作传记的人们对此提供了解释。他们一致认为，徐霞客完全不相信风水。他经常告诉朋友们，历史上关于江河山脉的记述，大多数都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是承袭附会传抄下来的。他希望去中国人迹罕至的地方看看，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去中国以外的地方看看，以便亲自看个究竟。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解释得通他出行的愿望以及他所选择的路途了。徐霞客本质上是一个地理探险家。他具有非常惊人的、现代化性质的探索精神。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将他列为中国现代地理史上最早的领军人物。
关于徐霞客的伟大之处，还有更多的具体证据。他留下了日复一日的、详细描述观察细节的日记巨著。西南遐征之前，他的游记不尽详细。一般而言，只记录了寺庙及其周边的山脉环境。而在他一生最后的旅程当中，他的日记可能记下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样一来，早期旅行当中只有150天的、为数4万字左右的记录，而西南地区的1000天中就有了长达700天的、几近45万字的记录，平均每天写了650字。即便这样描述，对他的勤奋也只能给各位一个粗略的印象。因为在这700天当中，有的日子他只写了寥寥数行。实际上，当他考察一个新的地方时，平均每天要写约两千字的日记，偶尔还达到4000字之多。只有那些经历长时期跋涉、没有任何物质享受的旅行者，方能体会到这种精神的伟大之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克服惰性必须具有很大的能量，更不用提写出如此之好的文章了。随意抽取以下片段译文，大家即可体会到，他所精心记下的日记是何等详实：
“遂出[顺宁]南门，从大道南二里，至夹路村居之街，遂分路由东岐，当平坞中南行，西与沙河之道相望。五里，过神济桥。其南居庐连亘，是为诸葛营，诸葛之祠在焉，东向，颇小。又南为东岳庙，颇巨，亦东向。又南五里，为大树墩，亦多居庐，村之北有小溪东南流，村之南有小溪东北流，合于村之东而东去，此两流即卧狮窝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东，此乃坳子铺东注之水，小石桥跨其上。越桥南上坡，路分为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东南为石甸、姚关之道，一直东为养邑道。”[10]
这段日记读起来很像是20世纪勘测家所写的野外考察笔记，而不像是17世纪旅行家所写的日记。我认为，我可以自信地断定，19世纪之前没有一位地貌观察家能记录得如此清晰详细。因此，徐霞客的思想，至少比他所处的时代超前了200年。我们一定还要记住，他手头没有任何工具，甚至连罗盘都没有。有时他连个笔记本或铅笔头都没携带，必须要等到夜晚或者白天停留的地方，才能将距离与方位的记忆细节写在纸上。他的记忆无疑是准确的，我们可以把他日记中记录的距离、方位与现代地图或者根据他日记中的描述画成的草图核对，就可得到证实。这两种方法，我在云南东部考察时都用过，发现他的描述惊人地准确。
在座的诸位也许会说，这种日记读起来一定很枯燥乏味，但是任何熟悉类似的现代著作的人，比如说斯文·赫定的著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将想象得到，现代的地理文学不全是有趣味的读物。[11] 此外，徐霞客的日记是未经编辑加工的野外调查笔记，因为它就是以徐霞客当时所写的原样的形式刊行的，徐霞客临终之前没有机会再对它进行润色加工。但是，除了记述地貌与路途的细节之外，游记中还有大量描述他所见所闻、文字优美的段落；人们都将这些优美的文字视为文学中的旅游杰作，并作为写作范本刊印，因而才得使它免遭遗忘与湮没的厄运。然而，我认为它将更以科学文献而不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形式长存于世。
再没有比他对地貌形态的把握更值得崇拜的事了。为了挣得东归故里的盘缠川资，徐霞客为丽江的麽些族头领[即土司木增——译者注]编修了《鸡足山志目》。我们可以从《鸡足山志目》中发现，头两卷就是他头脑科学的极好见证。第一卷名为“真形统汇”，包含了山脉的名称、组成、形状以及边界等。第二卷名为“名胜分标”，其中将当地的地名通名归纳，并分为峰、岩、洞、台、石、岭、梯、谷、峡、箐、坪、林、泉、瀑、潭、涧及温泉。这一分析地貌细节的超常能耐，使他能够坚持贯彻使用严格的地理术语体系，这些都值得中国现代的地理学家们很好研究。还有，中国文学中常见的那种空泛陈旧、含糊不清的套话，诸如峭壁千尺呀、深不见底呀等，从未在他的日记中出现过。他对于每一种事物，都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用步数或里数为单位正确地记录下来。
在徐霞客无数有趣的观察中，有两个地理事实值得一提。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广西省，山脉通常是由圆锥型的山峰组成的，中间是小而封闭的盆地，几乎没有地表水，因为河流都是在地下暗道里流淌着的。由于石灰岩床的可溶性与水平位置，这个在技术术语库中就叫“岩溶”（或称“喀斯特”）。他的日记中有无数的岩溶记载，但如下的这段引文就足以说明问题：
“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度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12]
而当他在云南西南部地区考察了更多的山川之后，这个观点又作了一些修正。提到罗平的山脉时，他说：“又有石峰自东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遥望东界遥峰下，峭峰离立，分行竞颖，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立之峰，西南始于此，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而此又其西南之极云。”[13]
这充分显示了徐霞客将地貌形态与其地理布局联系起来的才能。
在云南，真正的结晶片岩是很稀有的。1914年我去那里考察过，从满是红色砂岩的东边朝着海拔较低的元谋盆地方向走时，我在南北河谷边界的丘陵中意外地见到了典型的云母片。我当时以为这是自己的一个新发现，但是后来却惊奇地发现，徐霞客早在300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1639年12月初6，当徐霞客从元谋前往大瑶时，就注意到元谋山谷西边山上枯涧里“突石皆金沙烨烨，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14]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与自己的崇拜偶像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15]
关于徐霞客及其游记，我就讲这些。但是，为了给我的崇拜偶像一个正确评价，在结束发言之前，必须将他考察发现中最重要的科学成果总结一下。在他获得的许多地理知识中，其中有三个非常突出的事例：
第一，是他对西江或称珠江的真正源头的发现。在徐霞客在世的时候，关于珠江上游的知识知之甚少。当时唯一重要的信息是，认为珠江的源头是贵州与云南之间的必经之地—盘江。根据《大明一统志》的记载，北盘江、南盘江有两个源头，二者都是从云南与贵州交界的亦资孔附近的山脉汩汩冒出的。徐霞客还特意去那座山进行了考察，发现那两个溪流太小，不像是盘江真正的源头。到达曲靖府后，他立即深刻地注意到，有一支更重要的河流水源流经这座城市附近。他确定珠江的源头是在霑益州的北边之后，便沿河而下以彻底探察个究竟。他发现，从水路一直可以到越州，然后为了避免急流又只得走陆路，行经15里，然后再走水路到达陆凉州。从曲靖府到陆凉州 [即今陆良县——译者注] 的每条支流，他都作了记录和描述。然而，他听说更远的南边还有一条从石屏州远道而来的支流。他立刻前往考察，发现源头是在石屏州西边40里远的关隘。仔细追寻时，他发现这条河流与来自阿迷州西北方向的曲靖州的那条河流汇合了。他继续去了广西州，但是当地土人未能就这条河流进一步往东的去向提供任何确切的信息。因此，他一直追寻着，去了师宗与罗平，直到它与江底河的汇合处。他同时也正确地认识到，可渡河是北盘江真正的源头；但是，却错以为杨林、寻甸与嵩明的水是与可渡河汇聚一起的，尽管当地人告知他这些河流是流进了牛栏江。另一个错误是，他错以为南盘江是百色河的上游。然而，这两个错误都属于有理有据的猜测，而不是凭空假想的错误观察。
第二，他在云南的第二大发现，是他清晰地认识到澜沧江与怒江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大明一统志》与《顺宁州志》中的观点是，它们在云州以下的某处就汇合了。徐霞客在怒江考察时，就注意到怒江的水量与江的宽度都与澜沧江的非常类似。他进一步回忆起来，澜沧江也被傣族称为金沙江，并且是缅甸掸邦封建王朝的四大圣河之一。[16]徐霞客辩解道，既然它享有“圣河”之称的殊荣，那么就该有其单独的入海口。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去了顺宁，随后又去了云州。在那里，他资金短缺，无意中又丢了仅有的银两。他只得忍饥挨饿、变卖衣衫，向人乞讨，才能继续挣扎前行。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枯柯河（或称顺宁河）并不像地方州志里记载的那样流入了澜沧江，而是注入了怒江。然后，他又遇到了一位跛者，那位路人解释说，不只是潞江 [即怒江——译者注] 有单独的入海口，当时大明的地理学家还认为澜沧江也与礼社 [即红水江——译者注] 汇合在一处了。他觉得这个叙述非常详尽与确定，于是就相信了，但是直到这一陈述又被云州的几位汉族商人确认后方才返回。
第三，最后一个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成果，是论证金沙江是长江真正的上游。他为此特意洋洋洒洒写了篇文章，可惜现已佚失。他的家乡江阴的地方志中只保存了片段。他写得非常清楚明白，因此我认为最好想法详尽地翻译出来：
“江、河为南边以及北边二经流首要河道，以其特达于海也。
而余邑合法大江入海之冲，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势到此而大且尽也。
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起源岷山而已经。余初考纪籍，见大河即黄河自积石入中国。
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后有都实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昆仑之北，计其地，去岷山西北万余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
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道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迨北历三秦，南磁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按其起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
发于北者曰星宿海，佛经谓之徙多河。北流经积石，始东折入宁夏，为河套，又元曲为龙门大河，而与渭河合。发于南者曰犁牛石，佛经谓之殑伽河。
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今之宜宾，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
······
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蕾，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善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17]
这至少是在距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时传教士们绘制地图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之前写就的。然而，欧洲19世纪的作家们居然自信地认为中国人从来都不知道金沙江是长江真正的源头！
现在，是到了你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对我的这位崇拜偶像形成一个概念的时候了。为他作传的人们说，临终之前，徐霞客在病榻上告诉前来探望的朋友们：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三位伟大的旅行家，他们分别是汉朝的张骞、唐朝的玄奘与元朝的耶律楚材。但是，他们都欣然享受着朝廷的资助，或多或少都带有官方使节身份。而他自己却是唯一一个有幸以私人身份见过这么多世面的人，因此死得心满意足啦。[18] 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说过这番话没有，但是我认为这是他对自己正确的评价。我认为，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私人旅行家，而且是唯一的科学地理学家。徐霞客为了探索知识与精神满足而勇敢面对艰难困苦甚至忍饥挨饿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
注释：
[1] 英文全文为丁文江1921年6月14日在北京文友会的宣读稿，本文主标题即为原题名“On Hsu Hsia-Ko,徐霞客（1586-1641）Explorer and Geographer”的直译，后载于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1921年10月第3卷第5期。解放后的版本，见2008年7月由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发行的《丁文江全集》第4卷第404-417页。
正如“编者按”所言，由于当时的听众对象为国际人士，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丁文江有意识地采用了国际标准化的度量衡单位（包括时间纪元）。为求真实准确，译时除《游记》所涉具体日期之前添加“农历”二字外，基本按“文从主人”的方式处理，特此说明。
[2] 突厥斯坦（或称土耳其斯坦）为某些外国人沿用的、对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的称呼。
虽然斯坦因（1862-1943）这位匈裔英籍探险家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他这种侵犯中华民族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不法行为，是与一个正派专家学者的品德背道而驰的。他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莫须有的“唐僧之徒”为名——唐僧甚至变成了斯坦因嘴中所谓的“主保圣人”——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几乎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国民的愚昧无知与政府的腐败无能固然是主要原因，然而，莫高窟的盗窃案毕竟与斯坦因的诱骗有关。
[3] “文艺复兴”本义是指欧洲在经历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以后，以重新发现并复兴古典文明为表现形式的一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文化运动。其最普遍、最基本的理念是人文主义，整个运动可以看作人文主义对宗教的反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首先将清代称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后来胡适等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这两种说法影响都很大，而五四文艺复兴说尤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以文艺复兴比附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说法。这里所指，甚至涵盖了晚明时期。（也有人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前，不存在宗教对人文主义的压制，也不存在复兴古代人文主义的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问题了。）
[4] 黄道周（1585-1646）于隆武二年农历三月五日（即公元4月20日）因抗清死节，大义凛然就义！并且给家人留下“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这样的遗言。临刑前，他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他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5] 徐霞客的族叔徐日升（天启乙丑进士），时为漳州府推官。徐霞客在漳州寻访当地官署，得悉他的叔叔“署印南靖”，又知南靖县城离漳州府治只有30里地，于是随即前往南靖县城省亲一番。
[6] 具体原文是：“华山四面皆石壁，故峰麓无乔枝异干；直至峰顶，则松柏多合三人围者；松悉五鬣，实大如莲，间有未堕者，采食之，鲜香殊绝。太和则四山环抱，百里内密树森罗，蔽日参天；至近山数十里内，则异杉老柏合三人抱者，连络山坞，盖国禁也。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独三将军树巍然杰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气异。余出嵩、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关，则驿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过坞底岔，复见杏花；出龙驹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游太和山日记》公元1637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行记第三段）
[8] 北部湾（旧称东京湾，Tonkin）为东南亚一历史地区，位于东京湾沿岸，为南中国海的一支。该地现在组成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1887年到1946年，这里曾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9] 确切地说，应是驻扎在丽江的土司木增（1587-1646），纳西族人。纳西族的旧称即麽些人（此处的“些”音读suo，参见《康熙字典》）。下同，不再说明。（参考来源：木仕华：“谁是Moso?”，《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10] 见《滇游日记十一》公元1639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行记第一段。
[11]斯文·赫定（1865—1952），瑞典籍世界著名探险家，从16岁开始从事他终身以之无怨无悔的职业探险生涯。他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不但路人皆知，深为人们所热爱崇敬，与诺贝尔有齐名之誉。
1890年12月至1935年2月，他曾先后五次进入中国，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抵了罗布泊，发现了楼兰古城，穿越了可可西里和柴达木盆地，考察了西藏的广大地区、新疆到敦煌的线路、丝绸之路的线路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著作《我的探险生涯》中，甚至都可以找到中国主权意识觉醒的证据。
[12]见《滇游日记二》公元1638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行记。徐霞客应用了现代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法，比较了各地的岩溶地貌特征。他将峰林地貌分为三大亚区，大致为广西、滇南、黔南三个区域：广西以石山地貌为主，峰林遍布；云南高原以土山为主，不时出现石沟、石笋和峰林的地表岩溶地貌，它们约占地表面积的十之一二；贵州则界于云南和广西之间。
[13]见《滇游日记二》公元1638年农历八月十八日行记。时间当在上注之前，疑为作者记忆有误。
[14]见《滇游日记二》公元1638年农历十一月关于云南元谋班果土林的行记。
[15]丁文江本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并被称为“20世纪的徐霞客”。也许有人会认为，历史人物是难以类比的，因为毕竟各人生活的时代不同，贡献也互有差异。那么，就像叶良辅先生在1942年纪念徐霞客逝世300周年时著文“丁文江与徐霞客”那样，例举丁文汀与徐霞客之间的五点相似之处，并说“丁徐二公，可称同志”，该是最妥帖不过的吧（见《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6]傣族（Tai）和掸族（Shan）本是一家，但由于语言、边界等因素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叫法。至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缅甸掸族，则是随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的北扩而导致这个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被缅甸统治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17]丁译属大意翻译性质。此处为还原后的中文原文，详见徐霞客《溯江纪源》一文。冯土仁曰：“谈江源者，久沿《禹贡》‘岷山导江’之说。近邑人徐弘祖，字霞客。夙好远游，欲讨江源，崇祯丙子夏，辞家出流沙外，至庚辰秋归，计程十万，计日四年。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直补桑《经》、郦《注》所未及。 夫江邑为江之尾间，适志山川，而霞客归，出《溯江纪源》，遂附刻之。”翻译时粗枝大叶地将细节一概删去，殊为可惜。
[18]据（清）钱谦益撰写的《徐霞客传》记载：“病甚，语问疾者曰：‘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
作者系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我国现代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译注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审、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审校者系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原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