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科学上正在倒退吗?

M. 金·哈伯特(M. King Hubbert)|壳牌开发公司,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科学繁荣昌盛的证据

对于生活在世界上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人来说,科学与技术知识不断演进的切实证据随处可见,几乎不容怀疑我们正处在历史上科学活动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事实上,我们被科学与技术的种种机制包围着、依赖着,而这些机制在一个人的一生之内就在剧烈地改变。再者,主要得益于生物学知识的增长,公共卫生水平提高得如此之多,以致近一个世纪里人的预期寿命翻了一番。

科学昌盛的进一步证据,还在于以科学为业的人数及其增长速度。美国在科学发展上是较晚的参与者,这批人定期被列入《美国科学人物名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该书 1906 年第一版收录 4000 人;到 1960 年的第十版,这个数字已增至 115,000 人。如图 1 所示,这是年增 6.6% 的指数增长,倍增期仅 10.5 年。

图1 美国科学家人数的增长(据《美国科学人物名录》)。图内标注:年增长率 6.6%,倍增期 10.5 年;纵轴为科学家人数(千),横轴为年份。

衡量科学活动增长速度的另一个尺度,是科学文献的增长。几乎每一项科学活动的第一件产品都是一份书面记录,通常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某种科学期刊上。今天仍在出版的最早的科学期刊,是 17 世纪在欧洲作为新成立的科学团体的机关刊物创办的那几种,其中包括:(1)猞猁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1603 年创立于罗马,伽利略·伽利雷是它的第六位成员;(2)伦敦皇家学会,1662 年成立,克里斯托弗·雷恩与罗伯特·波义耳是创始成员;(3)法兰西研究院科学院,1666 年成立于巴黎。

1665 年以来科学期刊数量的增长见图 2,该图依据普赖斯(Price, 1961, p. 97)汇编的数据。可以看到,最初一个世纪增长不规则,此后期刊数量开始了稳定的指数增长,年增 4.6%。其结果是每 15 年翻一番,也就是每 50 年增至十倍,一直延续到今天;全世界科学期刊的总数现已接近 100,000 种。

图2 科学期刊数量的增长(据 Price,数据取自《世界科学期刊目录》)。图内标注:年增长率 4.6%,倍增期 15 年;纵轴为期刊数(对数刻度),横轴为年份。

过去一二十年间,无论就一国范围还是国际范围而言,用于科学活动的经费数额,也提供了科学活动增长的另外一些证据。美国国会 1950 年通过法案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目的是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经费。如图 3 所示,来自这一渠道的年度支出从 1952 年的 400 万美元增至 1961 年的 1.75 亿美元。这不过是联邦政府支持科学研究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还看到了国际地球物理年考察工作中的国际科学合作,美国为此贡献了数千万美元。这又促成了 1955 年夏在哥本哈根达成的一项国际协议:尝试把人造卫星送入绕地轨道。

图3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逐年拨付的科学研究经费。纵轴为百万美元,横轴为截至 6 月 30 日的财政年度。

这一事业的成功,开启了地球大气层以外空间探索中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其规模可以从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 1962 年 9 月 13 日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发表的演说中的如下一段话看出。谈到即将在休斯敦设立的国家航空航天局载人航天中心,肯尼迪总统说:「休斯敦有了载人航天中心,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科学与工程共同体的心脏。今后五年,国家航空航天局预计要使这一地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翻一番——把薪金与日常开支提高到每年 6000 万美元——在这里为厂房和实验室设施投入约 2 亿美元——并且仅从这一航天中心,就以每年 10 亿美元的规模指挥或订约开展新的空间项目。」「诚然,这一切都要花钱。今年的空间预算是 1961 年 1 月的三倍,也超过此前八年空间预算的总和。」「这笔预算现在是每年 54 亿美元。」

除了大学与政府开展的科学活动,我们也不该忽略私营工业各部门的大型研究实验室——电力工业、通信工业、航空工业、化学工业,以及绝非最不重要的石油工业。

反面证据

有这么多科学昌盛的证据,我今天上午却选了这样一个问题来向诸位讲话——我们在科学上是否真的像看上去那样处境良好,抑或在某些更根本的方面其实正在倒退——未免显得古怪。

如果我们肯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大概不难同意:在专业科学圈子之外,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我在人类学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更多地以商会、商人午餐俱乐部、「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或「组织人」的习气为代表,而不是以适合科学探究的心智态度为代表。我们大概也会同意,公众对科学问题的这种漠不关心,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全国公立学校系统中数学与科学教学被放任败坏到这般地步的结果。然而,只要看一看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里本科生在正式课程与「课外活动」之间的时间分配,就清楚表明责任不能全推给中小学。

现有证据使人难以怀疑:橄榄球以及同样不相干的活动(包括琐碎的职业训练)所灌输的文化,比起科学和其他学术追求所灌输的文化,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可是,即便承认这一点,谁又敢说科学这座堡垒本身会有什么严重的毛病呢?

尽管如此,我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观察里,不断冒出一些反常的现象;作为孤立事件,它们令人费解、难以解释。渐渐地,这些现象开始拼成一个连贯的图样,使我不禁怀疑:一切是否真如我们宁愿相信的那样完好。

在举出具体例子之前,我们最好先重新想一想: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这项头绪繁多的活动里,最本质的要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把一项科学活动同非科学的活动区别开来?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史前时代起,人类中就有一小部分人在从事科学活动。按这个意义,我们会把火的驾驭、轮的发明、金属的冶炼列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科学成就。然而这些大多出于偶然的发现,在时间上彼此相隔很远,性质上是经验性的,并不追问背后的现象。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系统地尝试理解基本现象——部分源于许多人的工作;但物理科学的起源,归功于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如归功于伽利略·伽利雷那么多。他生于 1564 年,卒于 1642 年,在世 78 年。

仅把伽利略的科学成就开列一遍,就足以使他跻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确立落体定律;奠定动力学的基础,半个世纪后由艾萨克·牛顿加以完善;设计并制造一系列放大倍数不断提高的望远镜,并用它们确认月面有起伏的山地而非数学上的球面,确认太阳表面有此消彼长的黑子、并由此揭示太阳的自转,确认木星有四颗卫星、构成一个类似地—月系统的缩尺模型,也就是哥白尼日心说的太阳系的小写照;此外还写下科学史上两部最伟大的论著——《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与《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

但这样罗列会完全错失他一生与工作的真正意义。伽利略曾是比萨大学的学生和讲师、帕多瓦大学的教授,最后自 1610 年起直至 1642 年去世,任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大公的首席数学家与哲学家。他生活和工作的年代,大学里奉行的学术准绳是绝对的权威主义:在一切学术讨论中,最高的权威、最终的诉诸对象,是教会的神圣典籍,或是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世俗著作。伽利略整个生涯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奋斗,为的是确立这样一条命题:关于自然现象,最高的诉诸对象不是任何人的权威,无论古今,而是一次有效的观察或实验。这条命题是此后全部科学的基石。

作为这条「伽利略命题」的变体或推论,还可以这样表述:科学中任何命题的有效性,与陈述它的是谁完全无关。由此可得:任何人对科学的认识,都不可能超出他本人能够凭借从原始观测资料出发的必要逻辑步骤加以确立的那些命题。一个人若并不熟悉某命题所依据的观测资料和推出它的逻辑,却接受了它,这一行为就是纯粹的信仰,是向权威主义的倒退。如果向学生灌输的命题——不管正确与否——并非妥当地从原始资料推出,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对科学的彻底否定,是向权威主义的倒退,其绝对程度不亚于伽利略当年所面对的。

这样得来的科学「知识」无论数量多少,学生若没有养成不断自问「关于这个题目,我本人究竟知道什么?」的习惯,他对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永远只有一个遥远模糊的概念。芝加哥大学已故生理学教授安东·J·卡尔森(Anton J. Carlson)反复用他带瑞典腔的英语追问同事「证据在哪儿?」(原话拼作「Vot iss de efHdence?」),就是为了把这条原则牢牢印在大家心里。

近期论著中的反常论述

现在让我们来看前面提到的那些费解现象的具体例子。请先允许我把各位的注意力引向新近出版的《美国物理学会手册》(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Handbook,Gray 主编,1957)里的一些内容。这是一部近 1500 页的大书,由美国物理学家在美国物理学会主持下撰写和编辑。其中第 2 节共 236 页,讲「力学」;由某重点大学三位物理学教授撰写的第 2a 节,题为「力学的基本概念、单位与换算因子」。该节第 2-14 页有一小节「基本单位」,第 2-15 页接着是「导出单位」。

不过在考察这两节之前,先回想一下「基本单位」与「导出单位」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我们都知道,科学中应用最广的计量制度——米制——始于 1795 年法国大革命后不久,当时在巴黎制作了标准米和标准千克,分别作为长度与质量的新标准。我们也知道,建立这套新制度是为了摆脱此前通行(而且遗憾的是英语国家至今仍在使用)的各种计量单位混成一团的局面。直到 1822 年,一贯的计量制度才有了理论基础。

那一年,约瑟夫·傅里叶在他划时代的热传导论著《热的解析理论》(Théorie Analytique de la Chaleur)中指出:在一个完整的物理方程里,各个分项都必须具有相同的「量纲」。随后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832)在建立一种不依赖同类量相互比较、即可测量磁矩与地磁场强度的方法时指出:在物理学的任何领域,都存在某个最小数目的彼此独立的量,可以为它们任意指定计量单位。这些量构成该系统的基本量;系统里其余的量则是导出量,可以借傅里叶的量纲关系用基本量来定义。

于是,若在某一系统中 A、B、C、N 诸量彼此独立并被选作基本量,则所有其他量都是导出量,可由形如

[Q] = [Aᵃ Bᵇ Cᶜ … Nⁿ]

的表达式定义;其中 a、b、c … n 必须是整数或有理分数,称为 Q 相对于各基本量的量纲。高斯把满足这些条件的计量制度定义为绝对制。只要为选作基本量的量指定了单位,就不需要别的单位了,因为导出量的单位按上述量纲表达式由基本量的单位决定。例如在几何系统里,若把长度单位选作基本单位,就不需要为面积或体积另立单位:面积单位是边长为单位的正方形,体积单位是棱长为单位的立方体。此后全部物理测量的理论基础就这样确立下来。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极为看重这些原理,以致在他的巨著《电磁论》(A 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1904 年第 3 版)中用了开头六页详加阐述。同样,A. G. 韦伯斯特在《质点及刚体、弹性体与流体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Particles and of Rigid, Elastic, and Fluid Bodies,1912 年第 2 版)里,也以第 26—33 页讨论同一主题。在力学中,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选长度、质量、时间为基本量;基本单位或取厘米、克、平太阳秒(c.g.s. 制),或取较晚近更受青睐的 m.k.s. 制中的米、千克、平太阳秒。工程上还使用以长度、力、时间为基本量的其他系统;当然,英语国家的工程界使用以英制长度与质量或力为单位的系统。

鉴于这段历史,人们本来会期望在任何物理学手册的力学章节里,看到长度、质量、时间各有一个单位被指定为基本单位;更具体地说,会期望看到厘米或米被指定为长度的基本单位,克或千克被指定为质量的基本单位,平太阳秒被指定为时间的基本单位——因为近百年来科学界几乎普遍采用的就是它们。至于导出单位,本来也该看到按导出量的量纲、由基本单位的适当组合来定义的单位。

然而在《美国物理学会手册》里,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在「基本单位」项下,列出的第一个单位是圆密耳(circular mil),定义为「直径 0.001 英寸的圆面积」。按作者自己的定义,圆密耳根本不是基本单位,而是以长度的基本单位英寸表出的面积导出单位——可英寸在全篇中根本没有定义。其余的「基本单位」同样令人吃惊:它们包括日(定义为地球自转周期)、时(1/24 日)、分(1/60 时)、秒(1/60 分)、恒星年、回归年、光年、(圆弧的)度、弧度与球面度。

在这些「基本」单位里没有质量单位,也没有长度单位(光年除外,而它被定义为由英里、秒和年表出的导出单位,英里同样没有定义);倒有六个时间单位。这六个时间单位中,日、恒星年、回归年是各自独立定义的,另外三个——时、分、秒——按定义都是导出单位。因此,整套单位里真正算得上物理测量通行基本单位的只有秒一个;可就连它,相对于用作物理标准的秒也差了一个 365/366 的因子,因为后者是平太阳秒,而上面定义的是恒星秒。

「导出单位」那一节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它是一锅大杂烩:把标准大气压、0°C 时的厘米汞柱、4°C 时的英尺水柱列为压强单位;把达因、牛顿、磅达列为力的单位;把英热单位(平均)、卡(平均)、尔格、千瓦时列为能量或功的单位;最后把瓦列为功率单位。这些单位是用英尺、厘米、米、摄氏度、华氏度、克、千克、磅质量、秒之类「基本单位」来定义的,而其中除秒以外,没有一个此前被列在基本单位里;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连那一个秒也是错的。此外,用英尺水柱和厘米汞柱作压强单位时,全未提及重力加速度。

眼下值得追问的是:既然有刚才回顾的物理测量史与理论,既然当今物理学界几乎普遍采用 c.g.s. 制或 m.k.s. 制,三位物理学教授怎么可能把这样一堆单位拼凑成力学中的基本单位与导出单位,编进《美国物理学会手册》?就算这样一份清单被编出来、以稿本形式交到编辑手里,审稿人和编辑又怎么可能没有把它退掉?

在同一节的另一处,第 2-179 至 2-181 页,还有另一位物理学教授写的一篇短文,题为「多孔介质的渗流性质与悬浮液的黏度」。在讨论流体穿过多孔固体时,作者引用了「称为达西定律的经验关系」:

v = k′(dp/dx)

其中 k′ = k/η,k 为固体的渗透率,η 为流体的黏度,v 为单位时间内穿过单位面积的流体体积,dp/dx 为流体压力梯度沿 x 方向的分量。

要检验这个方程是否成立,只需把它用到静止流体上——静止不过是流动的一个特例。此时得到 k′(dp/dx) = 0;而 x 又可以取任意方向上的线性坐标,于是可推出压力 p 在三维空间中必为常量。地球上任何实际流体都不是这样,因此不免要问:这个「经验」实验究竟是谁做的,又是在哪里做的?

若不是因为下面这桩事实,这几乎可以算一个无足轻重的例子:这个被引用的方程曾有 25 年之久是石油工业里用得最普遍的方程。那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油藏工程、好几部重要的物理学论著、以及石油工程期刊文献的大部分,都以它为基础;美国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横截面——几乎无一异议地接受了它,直到人们懊恼地发现:这个方程既在物理上不正确,也没有正确表述一位法国人亨利·达西(Henry Darcy, 1856)在一个世纪前确立的结果。

达西的结果形如

v_z = −K(dh/dz),h = z + p/(ρg)

其中 g 为重力加速度,ρ 为流动流体的密度(达西实验中是水),h 为相对于参考高程 z = 0 的液柱高度:把一根测管接在流动系统中高程为 z、流体压力为 p 的一点,液体在管中升到的高度就是 h。达西的实验只限于竖直流动,但他的方程对任何其他方向的流动同样成立。

这里要追问的仍然不是「当初怎么会写错一个方程」——人人都会犯错——而是:一个初等力学的方程,稍加审视就能看出错误,也可以用任意多种实验把它推翻,怎么可能被美国科学界内外如此之广的一批人当作有效方程接受了近三十年?

为了给这类问题找答案,大约五年前我去查阅了当时广泛使用的一批大学物理教科书。我考察了五本,按两条标准评判:(1)书中陈述的命题是否正确?(2)这些命题是否给出了有效的推导,还是要求读者「因为书上这么说」就信以为真?按这两条标准,五本中最好的一本,有效性评分也很难高过 85—90%,最差的一本则更接近 50%。

举例来说,在大约第二、三章里,五本书都陈述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并据此计算地球的质量。牛顿对引力定律的推导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可是五本书里只有一本哪怕提了一句:它是从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推导出来的。照其余几本的写法,学生只能推断这条定律必定来自某种神秘的灵感。五处关于引力定律的陈述中,有四处物理上是错的。错的都写成这个样子:「任意两个物体以正比于二者质量之积、反比于其间距离平方的力相互吸引。」这个说法之错误,可由牛顿本人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6,第一卷,命题 LXX)中证明的事实看出:若两物体之一为密度均匀的球壳,另一为置于壳内任意位置、形状任意的质量,则两者之间的引力恰为零;或者,若两物体是同轴平行圆盘、间距远小于其直径,则引力近似为常量,与间距无关。

五本教科书都计算了地球质量,而且五本都算得不对:所用方法若不补上一个关键中间命题的证明,就不能算有效,而那个命题正是牛顿当年不得不亲自证明的。只有五本中最好的一本承认,缺了这个证明的计算不成立,却以篇幅不够为理由替这一省略开脱。翻到「电学与磁学」一章时,多数书连逻辑一贯的模样都不要了。有几本说,本可以用老办法——带电木髓球之间的吸引与排斥——来展开这门学问,但照下面这样讲要简单得多:接着便直接宣布物质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绕核运行的电子组成,电子上的电荷是静电单位的某个确定数目(而静电单位并未定义),一克分子量中的分子数是某个确定的数,即阿伏伽德罗数。然后,用这些既无证据也未经推导的积木,书就着手展开「电学与磁学」,最终讲到「核物理学」。

前面说过,那些用最简单的检验即可证明不成立的物理陈述,竟被几乎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作为孤立事件看,确实费解。可是,在刚才这番教科书考察之后,这类事情不但不再费解,反倒在意料之中。因为,从所回顾的证据看,至少在物理学里,近几十年间已发生了一次向纯粹权威主义的严重倒退:只要话出自合适的「权威」,陈述就被当作有效,与有无证据支持无关。

由此还有一条推论:若有人就该问题提出相反的说法,哪怕证据充分,只要他不是这一行的「权威」,这话也几乎不会有人相信。

原注:我乐于报告,自上述考察完成之后,已有一部新的大学物理教科书问世,它格外地免于刚才列举的这类毛病。同样令人宽慰的是,我熟识的几所较好的大学已迅速采用了这本书。

经典物理学的放弃

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样的倒退,只能推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大约 35 年前,物理学家对核现象专注到如此地步,以致对经典物理学的兴趣被整个儿放弃了;随着这一放弃,物理理论整座结构的智力基础也从视野里消失了。其结果可能是:近几十年间的学生没有学到经典物理学;而如今,正是这些学生成了教科书的作者。

大学从教育机构向研究机构的转变

另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也许还是最大的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人们对大学在科学演进中的职能所产生的混乱。按传统,大学是一个学者共同体,负有双重职能:(1)探究知识的基础、拓展知识的边界;(2)把这种知识,连同探究与治学的心智态度,传授给学生。

二战期间,我国的大学受到严重扰乱。很大一部分本该入学的人在军队里,教师中许多科学工作者转而从事与战事直接相关的工作。在政府合同之下,不少大学实质上成了雇用大批非学术人员的战时研究实验室。战后这一模式趋于固定;直到 1958—1959 年,多数有捐赠基金的大学,其总预算中仍有 24% 至 88% 来自这样那样的政府合同(表 1)。此外,大学还以政府合同承包者的身份经营若干规模极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就此进入了大企业的行列。这些实验室每年的预算合计达数亿美元,其中包括原子能委员会的以下设施:加州利弗莫尔的劳伦斯辐射实验室、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均由加利福尼亚大学运营;芝加哥附近的阿贡实验室,由芝加哥大学运营;以及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由联合大学公司(Associated Universities, Inc.)按合同运营,其成员有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耶鲁大学。

表 1 联邦合同对若干代表性有捐赠基金大学的支持(1958—1959 年度)

资料来源: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原表四栏依次为「大学/总收入/来自合同的收入/合同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大学 总收入 来自合同的收入 合同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加州理工学院 $60,675,342 $53,600,442 88%
麻省理工学院 101,386,000 67,276,000 66%
芝加哥大学 103,771,777 61,531,262 59%
普林斯顿大学 31,563,000 17,723,000 56%
哈佛大学 67,292,489 16,307,946 24%
斯坦福大学 34,663,961 8,312,208 24%
耶鲁大学 36,985,998 >5,000,000 >13.5%*
莱斯大学 6,366,700 633,300 10%

• 原表脚注:* 耶鲁大学一栏的数字据该校司库报告,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与美国公共卫生署的拨款。

眼下,为了在政府资助的空间计划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开支中争得大块份额,学界正在四处角逐。这种转向对大学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大学不再是主要以教育为务的机构、不再是基础探究与学术的中心,而成了大型应用研究中心。事实上,许多人还引以为豪:他们薪水最高的教授根本不承担教学任务!大学本该提供一份安静,加上终身教职制度所给的些许经济保障,让有能力的学者有时间思考;如今却人员臃肿,雇员分成了头等和二等。头等挂着「教授」头衔、享有终身职,大多已变成研究主任;二等的能力往往不亚于头等甚至更强,却是研究项目雇用的研究人员,任期只从一份合同延续到下一份合同。由于这类合同拨款往往要由大学内部的个人或小组提出申请才下达,而大学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它们,于是「推销者」或「地盘营造者」的心智被抬到极高的价位,吃亏的却是真正的科学家和学者。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套制度如何运转,并不算反常。不久前,某大学两个相近系的系主任申请一笔约 25 万美元的政府拨款,要在某一指定领域启动一项研究计划,并把自己列为主要研究者。按他们自己提供的履历,两位主要研究者都没有什么特别适合承担这项工作的资历。不过细读申请书可以看出,他们本来也没打算亲自做:计划是建一个实验室、配齐设备,再雇一班人来做。再举一个这套制度造成的不公:某大学一个系有 12 位教师,其中 11 人的年度预算合计约 63.5 万美元;第 12 人因为特别善于拿政府合同,一个人的预算就是 50 万美元。

与这类活动相配套的,是当下盛行的、以「研究」拜物教为依据的学术晋升制度。教师升迁或解聘,看的是所谓研究成果的数量,很少看教学是否称职。而研究的判据就是发表。据我所知,有些机构期望的人均产出是每年三四篇发表论文。

几乎在任何一所大学里,都能听到那句愤世嫉俗的不成文格言:「不发表就出局」。此外还有一项几乎通行的做法:在科学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教师,差旅费由公家支付;「没有产出」的成员可以自己掏钱,或者待在家里。这对每次科学会议议程上塞满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说。在大学内部也不难看出,这套制度强烈偏袒那些能大量炮制琐碎成果的机会主义者,而不利于真正攻坚重要难题的学者——那些问题的解答可能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专注。

开普勒利用第谷·布拉赫毕生积累的天文观测资料,花了 19 年才解开行星运动之谜,得到的就是如今著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牛顿中间几乎没有发表什么科学论文,前后用了约 20 年研究运动物体的力学,才写出他伟大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6),书中推导出牛顿运动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发表《论借助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1859)之前,有 22 年的工作,最后 11 年基本没有别的著述。这样的人,放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能撑多久?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前面记下的那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大学背离其「学术与高等教育机构」这一首要角色的漂移有关。1957 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任命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已经注意到这种漂移造成的空白的一个方面。当时夏威夷准州请求设立一个地球物理研究所,申请递到美国国会;国会两院于 1956 年通过联合决议,责成国家科学基金会结合国家对地球物理学的需要审议这一请求。咨询委员会在 1957 年的报告中指出:国家在地球物理学(顺带也在天体物理学)上最大的需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大学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充分的经典物理学教学。委员会因此建议,在东部、中西部、南部、西部设立四个区域中心,各依附于一所一流大学,从事基础经典物理学及其在地面与天体现象中应用的研究与教学。这项建议从未被付诸实施,至今仍然悬着。

我们正在逼近这样一个时刻:也许不得不把这项建议重新提出,并加以扩展。既然在现代社会里,称职的科学教育是一种社会必需,我们就快要使别无选择——要么把现有的大学恢复为教育机构,要么专门为此另建新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必须作为学术机构获得持续稳定的公共支持,而不是继续像现在这样,靠政府合同拨款制度朝不保夕地充当研究机构。这对美国的财力并不构成什么严重问题:只要回想一下,肯尼迪总统不久前宣布的空间计划年度预算为 54 亿美元,比全国所有学院与大学的年度运行费用总额还多出 20 亿美元。

关于科学进化的观念

促成我们向权威主义倒退的另一个因素,是对科学进化的一种流行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与个人智力的有限能力相比,科学知识已经浩繁到如此地步,一个人只能指望「有把握地」知道其中极小的一角。因此,为了免于成为无用的科学票友,我们不得不挑一个有限的领域——我们的「专业」——小到足以读完相关文献,从而掌握这一领域的全部已知知识。按这个前提,所有其他科学家在别的领域也只好如此;于是,要了解自己专业以外的任何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该领域权威或专家的说法。照这种看法,人类知识之浩繁本身就判了我们非接受权威主义不可。

支持这一看法的,只需看看科学文献的规模与增长速度就够了。前面已经看到,两百年来科学期刊的数量每 50 年增至十倍,如今总数已接近 100,000 种。仅以地质学一门而论,就算我们中的某个人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读,用上能想出来的一切速读法,也读不完眼下从印刷机上下来的一小部分文献,更不必说已经积存的那些。因此每一位在职科学家都被这样一个问题折磨着:该把多少时间花在阅读上才划算?更要紧的是,该读什么?

我在这篇演讲里要主张的是:这种困惑完全没有必要,它源自对科学的本性及其演化的一个根本误解。事实上,科学的进化不是从简单走向复杂,恰恰相反,是从复杂走向简单。每一门科学在初始阶段,面对的都是细节无穷、一无所知的一团混沌。最初看上去的那种简单,其实是一种错觉——它建立在「此时我们的无知彻底到令我们无能为力」这一事实之上。科学的演化,始终是把这团初始的混沌压缩进人的理解力所能把握的形式;科学上每一次相继的精进,都把它进一步简化。

以数学为例。最初我们在数学上是无能为力的。后来我们学会计数、学会书写数目,用过从十进制到六十进制以及其他复杂而混合的各种记数法。人们设计出种种书写数码的方式:希腊人的不同于罗马人的,两者又都不同于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

算术每简化一次,数值计算就相应变得更省力、更有力。有个故事(我已忘了出处)说,大约 13 世纪、西欧还在使用罗马数字的时候,一位德国商人请一位有学问的朋友推荐一所大学,好把儿子送去学对家族生意有用的数学。朋友告诉他:若只要求儿子会加减,在德国的大学就能学到;若还希望他会乘除,就得送到意大利更先进的学校去。要体会这难处,只需自己试着用罗马数字做一次乘除。整部数学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某个阶段极难求解、甚至根本解不出的问题,到下一阶段被化约为近乎基本的简单。

观测与实验科学里也是如此。天文学最初面对的是一团星辰的混沌。后来,系统的观测使人们得以确定地面方位、准确预报季节。再进一步的精进,与希腊几何学和三角学的发展同步,使人们测定了地球的形状与大小、太阳系的大致尺度,以及托勒密(地心)参照系下各天体运动的运动学。下一次伟大的简化由波兰数学家哥白尼完成,办法简单得出奇:把坐标原点从地球挪到太阳。德国数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又作了进一步简化:他利用第谷·布拉赫毕生的精密观测,把第谷的全部观测归纳成三条简洁的陈述,即行星运动定律。最后,艾萨克·牛顿完成了登顶的简化,把关于行星运动的整套观测归结为一条陈述——万有引力定律。(参见 Koestler, 1960;Kuhn, 1957。)

力学现象起初同样是一团花样无穷、细节无尽的混沌。若想靠掌握这些细节、哪怕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来学力学,这任务毫无希望。所幸自牛顿以来已不必如此。确立牛顿运动定律所需的力学观测只是精选的少数几条;然而这些定律包罗如此之广,只要熟悉它们的推导、理解其用法与含义,再配上物质的少数几条性质,任何具体的力学问题都可以分析。

地质学也一样,最初的观测是地貌、岩石类型与产状、陆与水、地震与火山的一大团混沌。过了许多个世纪,人们才证明地貌是固体地球岩石缓慢变形与抬升、以及主要由流水雕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层状岩石里常见的贝壳状、骨状、叶状形态,确实是更早地质时期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的壳与骨、植物的叶。由于这些以及类似的理论成果带来的简化如此之大,今天一位野外地质学家只需把全部观测中高度精选的一小部分记进野外记录簿;然而凭着这些精选的观测,他就能相当准确地判定岩石在三维空间中的产状,以及它们地质历史中的主要事件。

不必再絮叨,我把要点归结如下:一切现象科学的共同分母是:(1)初始时数量无限的一团现象混沌;(2)人类理智的单纯与有限。既然人不可能理解混沌的现象,那么若要理解,就必须先把它们化约为简单的状态。整部科学史,就是把一团又一团现象混沌逐步化约为普通人理解力所能把握的形式的历史。因此,科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那些把最宽广范围的现象压缩进较易理解的关系里的宏大综合。一旦这些普遍关系被认识、被理解,个人就不必再把被它们囊括的无穷细节压在心上;那些细节都成了特例,需要时个别处理即可。

在整个科学领域,这类宏大概括至多不过几十条。其中包括:牛顿三条运动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热力学三定律及与之相关的不可逆过程热力学,麦克斯韦两条电磁学定律,物质守恒定律,以及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原子—分子本性。此外,虽然表述不那么精确,地质学里还有这样一条假说:地球的过往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当下对岩石及其所含之物的观测中解读出来;生物学里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与基因的遗传理论,以及疾病的细菌理论与病毒理论。

在核物理领域,尽管那里的现象混沌至今只是部分地被化约为可理解的状态,我们也已经有若干大刀阔斧的概括,把混沌大为简化。它们是:爱因斯坦关于物质与能量等价并可相互转换的方程;普朗克关于辐射能量子的方程;卢瑟福把原子描绘成重的原子核加上一套行星式电子的图像;最后是关于原子核的观念——核由数目离散、质量几乎相等的质子与中子组成,质子数决定该原子属于哪种化学元素,二者合起来的数目大致决定原子质量。

最后,无论通过天然放射性的自发变化,还是通过粒子轰击的人工方式改变核内质子数,都能实现元素嬗变,并伴随大量能量的放出或吸收。正因为这些宏大概括合起来覆盖了物质与能量的整个领域——也就是可观测现象的整个领域——现代科学家才不能对它们一无所知。然而,只要具备了这类知识,他就不必再在自己选定的任何现象领域里,把无穷细节过度压在心上,也不必读完全部文献。更进一步,只要他肯花必要的时间去熟悉每一领域里的本质现象,就没有什么先验的理由使他不能按兴趣与条件所允许,去研究尽可能多的不同领域。

另一方面,若一个人是按专门化的观点受的科学教育——认定科学已浩大复杂到个人只能指望理解其中极小一角——那么对他而言,初始的现象混沌必定依旧是混沌,原因很简单:他根本没有机会知道,这团混沌已经被化约到何等可理解的程度。按这种专门化观点,任何超出个人「专业」范围的科学事业,都只能由代表各相关「专业」的团队协作完成。于是人们反复听到:科学未来的进展更可能来自这类合作团队,而非个人的工作;眼下的文献里,一篇论文挂上五六位共同作者也并不罕见。

我并不是说,在许多情形下这类合作事业——尤其在技术员或开发层面上——不会比个人单干更有效。任何个人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前人工作之上,这也毫无疑问。不过我们不妨提醒自己:思考格外是一件个人的事;而科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那些伟大综合者所完成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个人的工作。

地质学的状况

对着一群地质学家讲话,我却用别的物理科学里的例子来说明论点,也许显得古怪。我这样做的理由是:地质学家必须打交道的地球及其上的生物,本是其他自然科学各自关心的每一类现象的综合体。因此,这些基础科学里任何倒退、任何向权威主义的回归,都与地质学有根本的利害关系,因为上述那类错误结果,往往正是在应用于地球问题时才找到主要用场。

地质学——关于地球的科学——的任务,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地球的现象。既然地质学现象显然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现象的复合体,那么同样显然的是:地质学家若要把自己必须面对的混沌化约成易于理解的形式,就必须对这些科学所确立的基本原理有可用的知识。鉴于这些现象之复杂,地质学家也难免陷于困惑、采纳「必须按专门化方式行事」的看法。于是,地质学家不再做地球的学生,而倾向于成为矿物、岩石、矿床、煤、石油、地层、化石、变形构造、火山、侵蚀与地貌,以及地球物理学与地球化学的学生。

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与地质学作为一门谋生的职业之间,还另有一重混淆。这在石油地质领域尤其明显:从科学上看,它只占地质学全部领域的一小部分,却以极大差距成为地质学就业的最大单一来源。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世界的石油资源是有限的,因而这一领域作为主要就业来源只能是暂时的。然而,尽管明白这一点,当美国石油工业雇用地质学家的人数逼近顶点并终将回落时,看到行业工会性质的防卫性运动自发兴起,作为一桩社会学现象也并不奇怪。这类运动是否会损害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展,值得认真掂量。

抵消这些消极面的,是这样一桩事实:近几十年间,「地质学是一门整体性的科学,充分的地质学教育必须涵盖其他科学的基础」这一看法已获得广泛接受;若干大学里,基于这一看法的优秀教学方案已经在成功运行。

总结与结论

尽管有大量表面证据指向反面,美国科学的现状其实相当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已经看不见自己的智力基础,并且退回到了权威主义。造成这一局面的,还有大学的状况:二战以来,大学如此深地卷入各类应用研究,以致严重荒废了它们作为学术与教育机构的首要职责。造成这种扰乱的最大根源,也许正是大学为维持生存而日益依赖的政府合同拨款制度。

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知识才能有效应对。因此,若要为这些问题找到非灾难性的解法,当务之急是把大学恢复到它们作为教育机构的首要宗旨,并为它们提供一种比现行办法更有秩序的支持。同样迫切的是:让大学里称职的教学重新回到其重要性所要求的受尊重位置;修订课程,使学生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获得对科学全部基本原理的可用理解。还有同样迫切的一件事:大学必须放弃眼下对琐碎「研究」的沉迷,放弃以每年发表论文数记账的做法,努力营造一种让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或 J. 威拉德·吉布斯会觉得适宜工作的氛围。

这些事若能做到,教育、学术与科学上一次亟需的复兴,几乎肯定就会到来。

参考文献

•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Hawaiian Geophysical Institute, 1957, Report: Nat. Sci. Found., 15 p.

• American Men of Science, 1906–1960, Editions 1 through 10: Tempe, Arizona, The Jaques Cattell Press, Inc., Arizona State Univ.

•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8th ed., 1960: Washington, D.C., Am. Council on Education, 1126 p.

• Darcy, Henry, 1856, Les fontaines publiques de la Ville de Dijon: Paris, Victor Dalmont, 647 p.

• Darwin, Charles,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Reprinted, 1950, London, Watts & Co.

• Fourier, Joseph, 1822,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Freeman, 1878, Théorie analytique de la chaleur (The analytical theory of heat): New York, G. E. Stechert & Co., 466 p.

• Galilei, Galileo, 1632, Translated by Stillman Drake, 1953, 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Tolemaico, e Copernicano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Ptolemaic and Copernican):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465 p.

• —— 1638, Translated by Henry Crew and Alfonso de Salvio, 1914, Discorsi e dimostrazioni matematiche, intorno à due nuoue scienze attenenti alla mecanica & i movimenti locali (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294 p.

• Gauss, Carl Friedrich, 1832, Intensitas vis magneticae terrestris ad mensuram absolutam revocata: Carl Friedrich Gauss Werke, Fünfter Band, Göttingen, 1867, p. 81–118

• Gray, Dwight E., Editor, 1957,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handbook: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Inc., 1476 p.

• Koestler, Arthur, 1960, The watershed, a biography of Johannes Kepler: New York, Doubleday & Co., Anchor Books, 280 p.

• Kuhn, Thomas S., 1957,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297 p.

• Maxwell, James Clerk, 1904, A 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v. 1, 3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506 p.

• Newton, Isaac, 1686, Translated by Florian Cajori, 1946,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626 p.

• Price, Derek J. de Solla, 1961, Science since Babylon: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36 p.

• Webster, Arthur Gordon, 1912, The dynamics of particles and of rigid, elastic, and fluid bodies, 2d ed.: Reprinted, 1959,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579 p.

• Yale University, Report of the Treasurer of Yale University for the fiscal year 1958–1959

原题:Are We Retrogressing in Science?——Address as Retiring President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卸任美国地质学会主席时的致辞)

原刊: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v. 74, p. 365–378, 3 figs., April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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